大公国际搅乱评级市场 涉事企业安静背后暗流涌动

摘要：“大公国际”在评级行业素有“黄埔军校”之称，已经成立24年之久的老牌评级机构，如今却因违规受到暂停一年业务的惩罚。这不仅是近年来评级公司在信用债市场受到的最严厉处分，同时也是第一起银行间债市、交易所债市统一执法事件。不过此处罚案例是否重塑国内评级市场格局，目前仍存不同观点。

大公国际搅乱评级市场 涉事企业安静背后暗流涌动

【环球网 记者 刘晓旭】在去杠杆逐步推进、风险逐步释放的大背景下，AA+及AAA及以上具有稳定性级别的债券，自然更受投资人青睐。而在目前并不健全的评级市场中，发行人为了更顺畅地融到资，也想与评级机构“携手”提升评级，也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发行人的想法，毕竟“发行方付费”是全球这一行业的普遍做法。在双方利益的共同驱使下，以大公国际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却越过了监管红线。

事件由来

8月17日，随着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和北京证监局联手下发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的消息一出，令业内哗然。

这家在业内素有“黄埔军校”之称的老牌评级机构，早在2017年间就已经有市场成员向交易商协会匿名举报大公国际的违规问题，最终被开出了自2008年上海远东评级“福禧事件”以来最严厉的罚单。

北京市证监局给出了四点处罚原因，包括：一是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二是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三是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四是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最终给出了“责令限期整改，期限一年，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更换不符合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处罚。

业内更有曝料称，挂钩评级向企业兜售一套数据管理咨询系统与系统服务费。其中大公国际及其关联公司向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7800万元;向18家公司债发行人提供大额咨询服务，合计金额超过1.2亿元。收费后，相关企业评级迅速调升。

早在2017年9月，北京证监局在《关于对大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措施的决定》中就曾指出，大公国际财务管理由股东进行集团化管理运作，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额往来款，财务独立性不足。

事实上，通过关联公司巨额咨询费，且通过加盖评级公司公章，确保客户对于未来评级“升级”的信心，正是大公方面这一生意链条闭合的关键所在，而现在，监管方对这一已日渐成熟的“生意模式”掏出了红牌。

一般来说，债项评级是评级机构的主要业务来源，监管部门的判罚意味着大公国际主业停摆。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该事件对评级行业的警示意义更大，此处罚案例或将重塑国内的评级格局。

以上海远东的先例来看，在2016年，更老牌的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因 “06福禧CP01”A1级的短期信用级别暂时失效，被央行暂停其评级业务，从此一蹶不振，逐步退出评级市场竞争。而国开行还是远东资信的股东，都未能挽救过来。可以看出，公信力是信用评级机构的命脉，一旦公信力受损，信用将很难重建。

奇葩的大公

公开信息显示，大公国际成立于1994年3月10日，早在1992年由中国金融学会、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家社团单位共同发起成立，1994年拿到央行批文，并在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创始人为关建中，其在1998年，从美国华尔街回国，出于对评级行业的看好，其卖房套现并最终投资掌控大公国际。

截至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共有12家，采用发行人付费模式为主的有9家，投资人付费模式为主的有3家。在采用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机构中，有7家为内资企业，其中包括大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另外2家包括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

拿到全牌照的机构有5家，分别是3家内资企业大公国际、东方金诚和上海新世纪，以及另外2家同时拥有内资及合资主体的中诚信和联合资信。而这5家信用评级机构，凭借稀缺的牌照，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中中诚信占据30%市场份额，联合占30%市场份额，大公国际占15%左右。以2017年出具评级的发债规模在5万亿元以上来估算，国内五大也是收益颇丰。根据《2017年大公国际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级业务开展和合规运行情况报告》显示，2017年大公国际的评级业务收入为2.63亿元。随着大公国际暂停一年业务的处罚，国内其他评级机构也相应会多分得一杯羹。

评级收费标准自然成为目前大公事件中最敏感的话题。环球网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国的发债规则，如果某公司想发行10亿元规模的债券，需要支付给主承销商实际发行金额0.4%的费用，支付给评级机构25万元的首次评级费，债券存续期每年5万元的跟踪评级费，另外需要支付律师费10万元左右，交易商协会会费每年10万元。

“收费标准为一份评级报告25万元，即单个主体评级收费大约10万元，单个债项一般为15万元。按照评级机构的程序，首次评级时，评级时间为45天，由3名~5名分析师从企业、财务到董事长等方面来做访谈，然后签协议报备出据报告;若是老客户，一般期限为15天，流程相对简单。在整个评估交易中，主承销商赚得最多，一笔能赚400万元左右。相比而言，评级机构大部分时候都需要看主承销商和客户脸色了。”某评估机构负责人在环球网记者采访时如是介绍。

从本次媒体曝光的大公国际收费情况来看，大公国际答应给某些企业上调信用评级，条件就是购买一套数据管理咨询系统，名为“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号称由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研发，而这套系统的费用大约是970万元，再加上每年的系统服务费约80万元，合计千万元的费用着实使大公国际在此项业务利润丰厚。

罪责由来已久

暴力收入并未能挽救大公国际目前的颓势。近几年大公国际的业绩不尽人意。其中，在2015年时，其盈利状况达到巅峰，当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67亿元，实现净利润8133万元，营业利润率为32.22%。而在2016年度，利润一路下滑，当年实现营业收入2.28亿元，实现净利润2798万元，这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2017年度有所回升，实现营业收入2.64亿元，实现净利润6400万元，但营业利润率为27.13%。

与此同时，信息显示，大公国际近两个季度的市场占有率也已显疲态。根据交易商协会公开的数据，2017年全年，各评级机构共承揽债券产品6029只，其中大公国际承揽债项占比为20.38%，仅次于中诚信国际的29.77%，排名第二。但到了2018年第一季度，从债务融资工具承揽量来看，大公国际已经跌至14.69%，排第四名;二季度继续跌至12.64%，维持第四。

业务下滑必然导致业绩下滑。

本次大公国际受罚违约事项主要是向受评企业提供高价咨询服务，收费调升企业评级。而大公的“不公”早在业内挂名。从交易商协会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显示，个别机构评级的稳定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级别向上跃迁的情形显著。以大公国际来看，其在2017年初所评AA+主体在1年期内向AAA级迁移的比率达18%，上海新世纪的这一比率为13.07%，其他评级机构该比率均在7%以内。可见，大公国际的评级向上跃迁的比例远高于同业。

罪责不止与此。据业内人士介绍，早期大公国际给铁道部评级高出中国国家信用曾遭质疑。在2011年8月8日，铁道部以5.55%的利率发行了3月期的超短融。此次发行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综合评定，铁道部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A级。在此前，大公国际公布了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大公2010五十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大公国际对中国本外币给出的信用评级为AA+。也就是说，铁道部的信用评级竟然超过了中国的国家信用。

按大公国际评级标准，AAA级表示债务人具有非常强的还本付息能力。购买这类债券几乎没风险。大公国际评级部总监刚猛也公开表示称，“之所以给铁道部AAA评级，是因为在我们看来铁道部并非独立的法人，铁道部是国家机关，又是企业法人，这种双重身份表明，铁道部发行的债有中央财政隐形担保，属于广义的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如果铁道部不能偿付，国家会代为偿付债务。因此铁道部违约风险不会有实质性上升”。

尽管铁道部债券取得了等同于主权债务的评级，市场似乎并不认可，其借债成本还是在逐步上升。招标结果显示，铁道部此次3月期超短融的中标利率为5.55%。而二级市场上铁道部90天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利率为5.20%。同时财政部代表地方政府在同一天发行的200亿五年期债务利率为4.12%。

在业内提及铁道部事件还津津乐道之时，本次大公国际受罚事件中，共涉及发行人31家公司，分别收取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逾7800万元、18家公司债发行人逾1.2亿元，从曝光的企业来看，包括有新光控股、三胞集团、海王生物、南通三建等多家发行债券企业均牵涉其中。

自处罚至今已经有半个月时间，债市似乎也未受影响。而这些涉事的企业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实则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以南通三建为例，今年6月底，大公国际将南通三建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同时将南通三家旗下“16南三01”、“17南三01”两只债券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紧接着在7月9日，南通三建就公告称，拟发行不超过12亿元公司债。南通三建证券部人士在环球网记者采访时也不否认此事，他解释认为：“公司发可转债时，除过大公国际，还聘请有别家评估机构同时审核。投资者风险自己评估，公司不做任何评价。”

新光债券存在的风险则更突出。其在二级市场以39%的估值，再一次在债市创造记录。其有息债务规模大部分在今明两年到期，存在集中兑付压力。其中存续期最短的16新控02，剩余期限不到一个月，接下来要新发债券，压力可想而知。而从基本面来看，新光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处置和转让包括酒店、物业、股权在内的各项资产，积极回笼资金，但大公国际受罚后，投资者很可能对上述努力持以更谨慎态度，这显然不利于该公司在债市的后续运作。

除过以上曝光的企业外，大公国际还担任过16凯迪债、16长城01和16弘债02三只债券的评级。这三只债券评级在2017年均被大公国际评为AA级，直到违约后才被大幅下调至C级。大公国际也因此被指信用评级未能做到尽职调查，未能及时、有效揭示相关发行人的信用风险。

一般来说，企业主体信用评级越高，意味着该企业抗风险能力、盈利能力越强，发债融资成本越低。国内评级目前主要分为AAA、AA+、AA、AA-、A+。AA+是仅次于AAA评级的，偿债能力较强，投资风险小。

随着债券市场融资通道收紧，违约风险频发，银行的信用风险偏好大大降低，企业发债也是冰火两重天，多家信用评级低的企业最终取消发债。而高评级债券备受市场青睐，而低评级债券却无人问津。AA评级债卖出不去，而AA+或者AAA评级的债，却十分抢手，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企业会飞蛾扑火，要参与“买卖评级”，触碰大公类“红线”交易。

何去何从

“公信力”是评估行业的命脉。

从大公国际触犯的法规来看，据2013年1月8日，交易商协会发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其中第十五条明确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不正当交易、商业贿赂以及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影响信用评级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大公国际在与相关企业签订咨询服务协议并收取费用后，将多数发行人的评级级别调升，直接买卖级别，影响了信用评级质量。

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这在业内看来面临的是“毁灭性惩罚”。不过，由于其评级产品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存续产品”因除了不能开发新的客户外，大公国际仍然获得一定经营现金流。对他而言，目前最大的挑战则是公司员工会否进一步流失，以及在一年“闭关”后，未来客户对其是否信任。毕竟由于该事件，大公国际的折扣已经产生，受损的品牌效应也势必对债券市场投资者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根据目前大公国际触及到的相关法规，环球网记者也采访了相关律师。据尹红斌律师介绍，如若相关企业提起诉讼，其也将面临相当严重的处罚。据尹律师介绍：“评级机构评级是一个企业债券能否上市的要件之一，大公国际利用自身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变相向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服务，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其实施资信评级中的中立性。评级机构背离其中立地位，提供有偿咨询，以此在评级中对相关主体进行不实评估的，将会受到监管机构的制裁，严重的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前款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在中国，由于评级行业发展时间较短、以往监管力度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信用评级对风险的揭示不够充分，各种信用级别的结构分布也不甚合理，评级泡沫化现象一直存在。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一直处于无专门立法，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从信用评级的市场准入、业务规范、法律责任等监管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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